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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铸长箭傲九天―――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兴治和他的同事们

    自从干上了这一行,我就意识到,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注定我这一生要永远为科学服役,舍此,别无选择!重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本事天大,也干不出来!在研制重弹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一条飘泊在大海上的小船,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靠岸,只知道必须用全身精力去划动双桨,并且随时准备迎接风浪。科学攻坚犹如打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认识王兴治吗?”朋友问我。

    “不认识。”“那还记不记得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作为兵器方阵通过天安门的重型反坦克导弹(简称重弹)”?

    “永远也忘不掉。因为它隆隆驶过天安门时,播音员说它的水平名列世界前茅,那一刻,一种自豪泉水一样从心底往上涌,我想流泪。”

    “有人泪比你流得多。他就是担任重弹总设计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华机电研究所所长王兴治。他当时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一个秋雨如注的下午,我去采访了王兴治。

    他与我想象的一样也不一样,一样的是如我见过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戴一副落伍的旧眼镜,衣着朴素但整洁,言语不多但逻辑性强。不一样的是他的语气、手势、眼神根本不像65岁的老人,看上去应该年轻10岁。比起我的谦卑,他很不客气。

    一落座先说了自己的三大纪律:不见记者,不拍照片,不上广播。

    两项注意:功劳不是我一人的,要写写大家;说过的话不愿重复,请你去看材料。这一切,我都笑而默认。在科学家面前,文人牛不起来。我采访的许多科学家都是这样,看着普通甚至有点土气,但是那身傲骨是和血液灵魂融合在一起的,什么也遮盖不住。只有科学家可以指着历史某一点或某一页说:我们在这儿!

    他们在那儿破译了一个不可知或演化出一段神奇,历史因此而往前大步延伸,民族因此而少受许多屈辱和不公正……

    但是采访进行得十分艰难,对我的问题,王兴治要么心不在焉,不知是不屑我对科学的浅薄,还是顾忌言多必失;要么就说“看材料去!”加上中间不时有人出来进去请示这请示那,我只能瞅空子从他嘴里往外掏几句话。这种掏的感觉让我们彼此都觉得很费劲和不耐烦。他终于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吧。好在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有环境、有同事、有历史、有过程,可以互为证明。我只好“曲线救国”了。

选择了这一行,就注定一生要为科学服役

    历史常常让我们深省和沉痛。20世纪中叶,我们曾与当年的“老大哥”在“珍宝岛”有一次血战。出于宣传的需要,报纸连连发着重创对手的辉煌战绩。但是许多科学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却更多地关注着我们局部受到的重创:那个叫T62的现代化坦克,滚动着钢铁履带,搅起荡天狼烟,不可一世地向我军压来,战士们奋勇反击,但手中的老式反坦克武器却丝毫阻挡不住它如狼似虎的身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战士的热血洒在疆场,泪却流在祖国母亲的心上。周总理闻讯拍案而起发出指令:

    一定要尽快拿出我们自己的反坦克导弹!!共和国总理的命令,激荡着多少青年学子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从此他们的命运就系在了反坦克导弹事业上。这里边,就有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王兴治。

    在一次报告会上,王兴治曾用一段语言抒发了他与科学、与反坦克导弹的关系:自从干上了这一行,我就意识到了,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注定我这一生要永远为科学服役,舍此,别无选择!当时所谓的“研制”现在看来简直是在说梦话。一无材料,二无设备,仅有几个理论上学过导弹专业的年轻学生。可借鉴的资料竟然是一些报纸的报道甚至是别人的广告。历经7年的艰辛摸索,我国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计定型并摘下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的金牌。中国反坦克导弹的空白从此有了灿烂的篇章和辉煌的未来。

    1978年,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的技术总负责人王兴治被任命为我国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知道担子很重,但他毫不犹豫地挑了起来。他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喜欢用血汗去耕耘收获。他当过兵,当兵的人就是敢打硬仗。

    从此他的脚下只有一条路,从实验室到设计室,从设计室到实验室,心中也只容得下两个字:导弹。妻子生小孩,他把人送到医院就去做试验,一天一夜不见人影,妻子生完孩子想喝口热水,没有人打,想吃口热饭,没有人送。只好含着泪吞下一个冷包子。而王兴治自己,更是对衣食住行包括自己的身体都漠然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1977年得了胆结石,疼痛发作时,半夜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天亮又照样上班。直到1990年才抽时间做了手术。真不知那13年的疼痛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不是无情,而是太专情,专情于祖国的神圣事业,专情于科学的无限空间,专情于肩头国泰民安的沉重使命。

    1986年,第二代反坦克导弹走出国门,参加在南美举行的由多个国家参加的反坦克导弹表演。两项预定目标,中国导弹弹无虚发,赢来声声喝彩,总设计师王兴治又出人意料地说:我们可以打气球!此言一出,四座哑然。中国人有这能力吗?有人替中国朋友捏了把汗,有人则等着看笑话。然而中国导弹呼啸而起,从气球正中穿过,瞬间的寂静后,掌声、喝彩声爆响成一片。那一刻王兴治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们的导弹一定也不比别人的差,我们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因为这辉煌的一天,他和多少科研人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走了36年!“36年啊,我精彩的年华全铸进了反坦克导弹!”王兴治说这话时,语气中的一往情深让人感动,但是谁去反推过,为了那“烁亮”的导弹,他失去了多少精彩的生活……

科学攻坚犹如打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王兴治曾说:在研制重弹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一条飘泊在大海上的小船,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靠岸,只知道必须用全身精力去划动双桨,并且随时准备迎接风浪。科学攻坚犹如打仗,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当时序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反坦克导弹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开始向着国际高标准挺进!然而,先进就代表着极限,极限又代表着困难,一个难关就是一座山,靠人的智慧,更靠毅力去攀登征服。1994年,在重弹研制的最关键时期,四大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这时又有了项目要下马的传言。人们担忧甚至有点松懈了,王兴治脸冷如铁,话冷如钢:“别人议论是很正常的事,怪谁?只怪我们自己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攻关!咬碎牙把技术难关攻下来,别人的嘴就闭上了。”攻关,若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解决问题,世界上就不需要什么科学了。光一个掉弹的问题,就折腾了他们整整一年的时间,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披肝沥胆……方块字在此时垒得再高也是无基的沙塔,吃的苦流的汗受的累甚至流的血,只有攻过关的人自己清楚,自己知道。作为总设计师,每一次重大试验,王兴治都和大家一起坐火车进现场,捡残骸,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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